“都城考古的主要对象是各种类型的建筑遗迹。调查和发掘建筑遗址往往获得大量的建筑材料，因此，对建筑材料进行研究也是都城考古的一项重要内容”[1]。

　　本文主要使用历年来在关中地区遗址发现出土或藏家征集的砖材资料，包括秦咸阳宫、汉长安城、秦汉上林苑、甘泉宫、以及其他一些关中离宫别馆建筑遗址 此外，三门峡地区（函谷关）建筑遗址出土的砖瓦也少量引用。

　　以形制和花纹为基本要素将砖进行型式划分，综合各个遗址单元的资料，并以典型遗址出土资料为基础构建基本的年代框架，进行归类梳理，以供读者参考。

　　前文中提到了关中地区砖的分类，从形制划分 大致可分为方砖、条砖、异型砖（包括扇形砖）、子母砖和空心砖几类。若从纹样区别 ，则有素面、几何类、动物神兽类（含龙凤纹）、吉语类等等。

　　方砖的标准规格多为（36*36*5）较为统一，这类砖的主要用途为铺设地面，有时也会被加工成各种异形砖以应付各种突发状况。花纹方砖的主要纹饰有几何纹、乳钉纹、方格纹、绳纹、米字纹以及博局纹等。大型空心砖的规格（秦汉时期）目前出现次数最多的为两种规格，一种长115.5cm，宽36cm，厚14.5cm,另一种规格年代较晚84~115cm，宽20~45cm，厚10~20cm。

　　素面方砖是秦汉时期陶制建筑材料中较为常见的一种样式，其特点是色泽素净、表面光滑，呈方形状。

　　这类方砖在关中地区秦汉宫殿建筑的使用时间极长，基本涵盖整个秦汉时期甚至可上溯到西周时期。沣镐遗址中就出土有此类方砖，因其质地及数量的原因，往往保存状态极佳。

　　另根据秦咸阳宫一号宫殿遗址出土的此类方砖用途可见，当时素面方砖多用于铺地，铺地时考虑还要根据不同地面的需要铺有不同质量和规格的砖，所以有时也会出现一些经过修整的素面方砖，用于补齐地面空缺，因而这种砖的尺寸并不完全统一（有些尺寸36x36cm、有些则尺寸约38.5x36x3.8cm)

　　素面方砖的特点是烧制火候大多偏低，制作用泥基本不经淘洗，质地粗糙，这也直接导致其装饰效果差。

　　乳钉纹方砖，关中人常唤做‘豆豆砖’也可称‘方格纹砖’，此类砖因其表面布满小型乳钉而得名。秦汉时期这类砖的作用更多是作为防滑材料使用，表面的乳钉。

　　这类砖有防滑作用的方砖（标准尺寸约36x36x5厘米），砖的侧边有企口，使砌缝严密。这种砖可能铺在井边或洗沐房间等地面上。重要建筑使用模压壁纹砖（约44x37.5x4厘米；38x38x3厘米），这些砖纹饰图案严谨美观，还泥经过淘洗，砖的质地细密欧洲杯压球，隔潮效果好。焙烧的火候高，坚硬耐磨，这样高质量的砖反映出铺地砖的制作技术在当时已经十分成熟。

　　几何纹方砖是秦汉时期方砖建材类中最常见的一种，同时也是目前发现数量最多的种类，在关中地区各处均有出土，作为一种皇家宫殿建筑的专用建材使用。

　　关于这种纹饰的含义解释，笔者认为最合理的解释是其变体云纹的特性，设计者出于设计的考量，将云纹和规矩纹妥帖处理于方形界格内，要使图案美观协调，同时也为了方便构图，方砖上的云气纹被制作成方形盘曲状。

　　（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反复查阅资料，已经有了初步的结论，专门的研究文章不久后公布）

　　笔者认为，此类回纹方砖的使用原则分为室内、室外两种情况，（正常情况下室外正面几何纹朝上素面朝下，室内正面几何纹朝下素面朝上）。原因有三；

　　其一：（考古资料），笔者在长期同秦咸阳宫考古人员交流的过程中，为了证明猜想，在谈及此类几何纹砖的使用时参考了秦咸阳宫遗址及汉长安城的考古发掘情况。在这两处考古过程中，室内均发现有几何纹砖呈现纹样面朝下，素面朝上；而室外的情况则恰恰相反的情况。

　　从铺装的逻辑上讲，室内素面朝上有其设置的科学性。秦汉时期室内的地面无论是涂朱处理还是铺设地毯或木质地板，铺装的前提就是地面平整，素面恰好满足这种需求，同时几何纹朝下则可增强砖与地面的摩擦，增加稳固性。

　　笔者在收集此类方砖的过程中，见过很多制作、晾晒以及烧至过程中出现失误的样本，但是就是这些扭曲、变形的几何纹砖仍然被使用，甚至参与了铺装，最典型的就如同下图这块‘地狱恶犬’留下的痕迹，如果几何纹要作为正面使用，那这类残次品（当时看来）几乎没有可能投入使用。

　　上述三种方砖的标准尺寸都是（36cm·36cm·5cm) ,因其各自的纹样变化而产生区别，使用在不同的场合、地点。如果将方砖一类按照出现先后排序，那么素面方砖一定是最先出现并投入使用的，其次才是乳钉纹和几何纹样方砖。

　　西汉吉语砖是秦汉砖类之中比较著名的一种，其上多模印有吉祥的文字和图案。这些砖通常用于建筑物的装饰，被认为具有辟邪、招财、祈福等吉祥的寓意。

　　此类吉语砖的制作工艺精细，刻画细腻，是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重要遗产之一。这些砖的出土对于研究西汉时期的建筑、艺术和宗教信仰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但是就目前对于关中吉语砖的调查情况看，关中此类砖的丰富程度远不如中原、河北、江淮地区丰富，这种情况也出现在大型空心砖、以及一些异形砖之中。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笔者认为跟当时关中地区强调政治优先的属性有关，同一时期洛阳地区作为商业中心无论是大型空心砖、异形砖还是吉语砖都十分丰富，这种丰富正是商贸交流的体现。

　　而三辅地区在秦汉时期属京畿，本着“辇毂之下 弹压为先， 郡邑之治 惠养为本”的原则，各种通过商业传播的思想和民间宗教信仰均让位于政治观念。

　　经常关注公众号的朋友们可能对前一期瓦当专题中介绍的「帝王价值观」与「文人价值观」有印象，关中地区这种强调政治属性的政治高压下，一定是「帝王价值观」占据主导，所以我们下面看到的这些吉语砖几乎都是此种价值观主导之下的产物。

　　海内砖多出于山西，但陕西渭南地区也偶见。其文“海内皆臣 岁登成熟 道无饥人 践此万岁“。

　　此砖发现于建章宫遗址·篆书“益延寿”居于正中，四角分布玄武纹，既庄严同时不乏灵动。

　　一九六零年出土于陕西韩城西汉扶荔宫遗址，夏阳为韩城古名，扶荔宫则为汉武帝避暑之行宫。

　　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静，疑思问，忿思准，得思义

　　前文中讲到西汉时期，关中地区政治属性优先的特点，南方地区的年号砖在此并不流行，即便是砖室墓，也罕有纹样，尽皆素面。此种大吉利出自户县，与日利宜酒食一起成为关中两汉砖铭佳品，二者同属墓葬类吉语砖。

　　在秦始皇陵遗址中，发现有三种条形铺地砖，其尺寸分别为27x13.5x6.6厘米；39x19x9.5厘米；41x13.5x9厘米。秦始皇陵陪葬俑坑底面全是长条砖铺砌的，大型条砖42x19.5x9.5厘米，小型条砖28x14x7厘米。这些砖坚实沉重，呈铅灰色，被后人称为铅砖”。

　　这类砖表面多留有砖模衬隔物印成的细绳纹。有些砖的长、宽、厚之比是4:2:1，砖的尺寸逐渐向固定比例发展，作为承重砖的条件已经充分具备。

　　另一类是用于宫墙墙基处铺贴用的拦边砖，此类砖相比第一类，厚度较薄，多数仅为4cm左右。

　　另一种是饰面薄砖。薄砖只一面有模压的纹饰，其用途是铺地或镶墙。也有其断面成 L 形的折面砖，端头有企口。表面纹饰是在压坯时附贴泥条、泥片做成的堆纹，这种砖的用途大概是包砌土阶上沿或泥墙外拐角。

　　这类厚重的素面砖可上溯至战国时期，秦统一之前中原地区已经开始使用这类砖材作为建筑砌筑材料，此外山东六国也有类似建材发现，只是尺寸稍大 如；在河南新郑出土的战国郑、韩故城冶铁遗址，其中通气井壁为砖砌部位，所用的砖尺寸并不确定，砖长分为25,26,28厘米三种，宽为14,15厘米两种，只有厚度同是10厘米。这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砖砌墙壁。

　　汉时期的条砖是一种常见的建筑材料，用于修建墙壁和地面。它们通常由黏土制成，经过烧制而成。条砖的形状长而窄，类似于现代砖块的形状。

　　在西汉时期，条砖被广泛用于建筑工程中，特别是在宫殿、仓屯、城墙和陵墓的建设中。这些砖块通常由专门的模具制作，制作过程包括挤压黏土、切割成条状、晾晒和烧制。

　　条砖的尺寸和重量可以根据具体的建筑需求而有所不同，但一般来说，它们的长度约为30-50厘米，宽度约为10-15厘米，厚度约为5-8厘米。这种尺寸使得条砖易于搬运和安装。

　　西汉时期的条砖在建筑中起到的作用目前来看不大，其无法像大型空心砖那样提供结构支撑也不能跟吉语砖的装饰性相比，对于建筑物的稳定性和耐久性无甚帮助。这类建材基本用于装饰，而且城墙墙基处居多（中国古代城墙大规模包砖要从明代开始，汉唐之间因为观念的原因，都城城墙并不包砌砖材，只在墙基处设置栏边）。

　　总的来说，西汉时期的条砖是一种辅助型的建筑材料，它们在当时的建筑工程中发挥的作用比较有限。

　　秦汉时期的子母砖具有特殊的砖块结构，广泛应用于建筑、城墙和墓室的构建。它们得名于它们之间的互相嵌套的形状，就像母砖和子砖一样。

　　子母砖的制作方法是先制作出一块较大的母砖，然后在其上制作出一块较小的子砖。子砖的形状与母砖的凹槽相匹配，使得它们可以完美地嵌套在一起。这种结构使得砖块之间的连接更加紧密，增强了稳定性和耐久性。

　　它们不仅提供了结构支持，还具有防水、防火和保温的功能。子母砖的使用使得建筑物更加坚固耐用，并且可以更好地抵御外部环境的侵蚀和破坏。

　　子母砖的制作相比方砖，难度主要在制模上，另外环节与后者无异。如今，一些秦汉时期的建筑遗址仍然可以看到子母砖的存在，这些砖块不仅展示了古代建筑技术的精髓，也为我们了解古代建筑文化提供了重要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