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中路与九江路口的东北角，矗立着一幢七层红色清水外墙的建筑，那就是安利大楼。

　　身处外滩一带，安利大楼并不起眼，然而当年它却是上海最早的现浇钢筋混凝土梁、板欧洲杯压球、柱结构体系大楼之一。1907年5月奠基，1908年12月封顶，占地面积714平方米，建筑面积4933平方米，由美国底特律钢筋混凝土建筑公司(Trussed Concrete Steel Co.Detroit)设计和施工。

　　大楼为简化的新古典主义风格，四川中路、九江路口转角处为主入口，层间有白色水泥腰线，顶部出檐，部分窗有弧形砖过拱或半圆券，形成构图中心，整个立面精美；大楼钢筋混凝土柱均为方柱，截面尺寸逐层减小。大楼柱间布置有主梁、次梁。外墙体厚为一砖和一砖半，内墙体厚为一砖，直接砌筑在主梁上。大楼楼板、楼梯均采用了现浇钢筋混凝土工艺。

　　这样的建筑材料与工艺在如今已是稀松平常，但在当时则十分引人注目。1908年1月3日的《上海新闻》在报道这栋建筑时写道，人们最初还怀疑这些拔地而起的铁栅条是不是做兽笼子用？但当楼盖到二层高时，那些铁条的用途终于一目了然。

　　安利大楼至今已逾百年，外立面依旧保存完好，楼梯虽有破旧，但应还是原物。3米的层高加上后来装修吊顶，让楼层略显低矮，原先桔红为主间以黑灰色的地坪铺面尚有部分保存。透过种种细节，今天我们依旧能够看出其简约实用的设计风格。

　　实际上，早在落成之初，当时的《上海新闻》就曾介绍：“从现有的建筑图纸看，这幢楼不尚奢华，注重实用，除了少数的例外，几乎没有什么较高艺术价值值得炫耀……”。显然，这段话用在对内部构造的描述上，尤为贴切。

　　安利大楼因安利洋行而知名，后者由安诺德兄弟1915年在上海创办，所以大楼建造时，安利洋行尚未诞生，投资方则是与安利洋行有紧密联系的瑞记洋行。

　　瑞记洋行大约于19世纪中叶由旅英德籍犹太人，安诺德兄弟的父亲老安拿(Jacob Arnhold)与卡伯(Peter Karberg)合伙创办。最初在广州开展业务，随后进入上海，后又陆续设立汉口、天津、青岛、重庆、沈阳、镇江、北京、济南、长沙等分号，业务重心也逐渐移至上海。瑞记洋行不仅经营地域广泛，业务种类也十分丰富，从最初的丝业、杂货贸易，兼营保险代理到之后参与矿产、航运、建筑及开办工厂，几乎涵盖中国大多数产业。

　　1906年、1907年，老安拿的两个儿子安利（Charles Herbert Arnhold）、安拿（Harry Edward Arnhold）先后来到上海，前者是弟弟，1881年生于伦敦，此为其首次来沪，后者则是哥哥，1879年生于香港，在此之前已在上海有过生活工作经历。此二人即是著名的“安诺德兄弟”。

　　作为安利大楼的投资方，瑞记洋行由于老安拿德国籍的身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遭遇危机，幸好前者对此早有准备——安诺德兄弟已加入英国籍。二人创立的安利洋行（“Arnho1d Brothers ＆ Co.Ltd．”又称“安利英行”）战后接管了瑞记洋行的资产，继续在中国经营。

　　除了在商界担任众多职务，大哥安拿在上海政界也颇有建树，曾在工部局担任过董事和总董：1928年4月首次当选董事，在董事会内担任工务委员会、交通委员会委员；1929年4月当选总董，1930年3月，新的一届董事还未上任时，因与其他多数董事不和，以“未能当选1930年度董事”为由而辞职。1932年4月任副总董；1933年4月再次当选副总董；1934年、1935年、1936年则连续被选为总董。

　　当安诺德兄弟在中国声名日甚一日之时，危机也悄然而至。由于过分追求规模，安利洋行在1920年就出现危机。1923年，出口的羊毛、棉花、核桃等又由于质量问题遭客户索赔，亏损加剧，遂于该年3月宣布清盘。接盘者正是处于事业上升期的上海地产大亨维克多·沙逊，后者出资承接安利洋行的债务并将其改组，英文名称改为Arnhold & Co.，中文名称依旧。为了借助安诺德兄弟的名望，沙逊集团仍旧保留他们在安利洋行的职务，由安拿任董事长。

　　数年后，安利洋行的经营再次陷于困境，入不敷出。1935年，安诺德兄弟被迫离开安利洋行，另组英商瑞记有限公司（Arnhold Trading Co.，Ltd)。此后，安利洋行只是沙逊集团经营进口业务的一个部门而已。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安利大楼作为沙逊集团旗下产业被日方所占，抗战胜利后，被出租给重庆商业银行上海分行等机构使用。1949年后，沙逊洋行收缩在华业务，业务迁移香港或其他地区和国家。